近年来，网络直播行业已逐渐成熟，许多年轻人投身直播行业，通过直播带货、演出、广告等形式获取商业收入，但同时也滋生了许多问题，天价违约金就是其中之一，如2017年赔偿8千万违约金的主播godV，2018年赔偿4千余万的主播嗨氏，之所以法院支持这些主播的天价违约金，一方面是因为主播与平台是商业合作关系，而非劳动关系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直播行业，尤其是对于名气较大的主播来说，平台培养主播支出的费用较高。

然而，当前许多不规范的经纪公司，与一些刚加入直播行业的新人签订合同时，效仿这些前例，在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数百万违约金，然而相关的培养费用等合同成本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数额。主播违约给平台造成的损失明显与违约金不符，根据我国《民法典》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。而且，这种约定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，与我国《民法典》的法律精神相背离。

典型案例

2019年9月，宋虹（化名）和某文化公司签订了一份视频直播演艺人员经纪合同，约定某文化公司作为宋虹直播服务和演艺服务唯一经纪人，为其提供视频直播演艺的经纪服务和日常演艺经纪服务，宋虹需在该公司指定平台进行直播。同时，合同约定如出现违约行为，违约方需支付违约金30万元。合同签订两个月后，宋虹认为某文化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，于是便单方停止在该公司安排的平台上直播，转而在另一平台进行直播。之后，双方多次协商无果，某文化公司遂将宋虹诉至法院，要求解除合同，宋虹则需支付违约金30万元。宋虹则认为，某文化公司没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，双方签订的经纪合同违反了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的强制性规定，为无效合同。而且她没有违约，不应支付30万元违约金。

裁判观点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是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作出的相关规定，属于管理性规定，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，宋虹与某文化公司签订的经纪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应认定有效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宋虹单方停止在该公司安排的平台上直播，转而在另一平台进行直播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对于该公司要求宋虹支付的30万元违约金，按照有关法律规定，属于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情形，应当事人请求酌情予以适当减少。

最终，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，宋虹向某文化公司支付违约金1万元。

宋虹主张不应支付违约金，视为提出了减少违约金请求。某文化公司没有提交损失的相关证据，法院参考双方签约后某文化公司为宋虹的网络直播投入的成本较少，宋虹仅直播两个月便违约，转而到其他平台直播获利，其行为必然会给某文化公司造成一定的损失，故酌情将违约金数额调整为1万元。

可见，即使直播行业有这么多先例的情况下，对于一般的合作合同，法院在审判时，并不会支持所谓的天价违约金。而对于具有一定人气的主播，则需要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，根据经纪公司对损失的举证来具体确定。